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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是指在內戰(zhàn)后離開俄羅斯的俄裔居民，大多數(shù)在1917年到1920年間離開，人數(shù)估計在90萬到200萬之間。這些人通常反對蘇維埃政權，認為其與他們所持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觀不一致。白俄
蘇俄內戰(zhàn)后離開羅斯的俄裔居民
基本信息
| 外文名 | White Emigre |
| 所屬地區(qū) | 在歐洲、美洲、亞洲等均有分布 |
| 方言 | 俄語 |
| 中文名 | 白俄 |
人口信息
| 人口 | 90萬到200萬 |
其他信息
| 原始國籍 | 俄裔居民 |
| 主要語言 | 俄語 |
收起
簡介
中國白俄
白俄誕生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也給中國“送”來了俄國難民(即“白俄”)。盡管“白俄”的遷徙也頗費周折，但“白俄”最終在中國得到了收留居停。白俄，指二十世紀上半葉流亡于中國上海和東北等地的俄羅斯難民，他們集中居住于上海租界，特別是上海法租界中。
白俄在上海渡過了日本占領的艱難時期，但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上海的白俄就不得不陸續(xù)遷出了。上海的俄國建筑也沒能逃脫文化大革命的破壞。
白俄國旗
直到19世紀末，俄羅斯帝國政府發(fā)現(xiàn)日本準備覬覦遼東半島，開始將經(jīng)營重點轉向滿洲，因此中國與北方鄰國之間的貿易額猛然劇增。海參崴與上海之間開通了定期輪船航線之后，俄國茶葉商人立刻開始定居在這個中國的商業(yè)首都。
到1905年，大約有350民俄國僑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定居。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在1896年開設了俄國駐上海領事館。今天，當年的古老建筑仍然為俄國駐上海領事館所使用，是外灘地區(qū)一座規(guī)模較小的建筑物。
初抵上海
俄國“十月革命”后曾有過幾年內戰(zhàn)，到1922年10月，紅軍已取得全面勝利。俄國資產(chǎn)階級濱海地區(qū)臨時政府最后一任首腦季捷里赫斯將軍下令，所屬軍隊向中朝邊境附近撤退，并宣布讓所有自愿離境者隨同出國。
在人潮滾滾的白俄流亡者中，首批是博羅金將軍率領的第一團和莫爾恰諾夫將軍的第三團，夾雜著沒錢的男女平民逃到了中國境內的琿春附近，總共約有七千人左右。其后，跟隨而至的白俄輾轉到哈爾濱和東北各地，人數(shù)多達二十萬。
比較有錢的兩千多名白俄則爭相投奔斯塔爾克海軍少將，買票坐船從海路逃亡。當時斯塔爾克麾下有大小軍用船只三十多艘，其中戰(zhàn)艦、炮艇、軍用運輸船、客輪、貨輪、破冰船、軍用駁船、軍用通信船、掃雷艦、海關緝私艦、快艇等，應有盡有。這些船只早已裝滿了原有的沙俄海軍官兵和軍需品，還有與軍隊掛邊的士官武備學校的學員。在這種滿員待航的情況下，從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羅的海沿岸逃亡到濱海地區(qū)的白俄難民，又手舉盧布潮水般地涌上了船。
俄國難民逃離
在三十多人相繼病死后，斯塔爾克萬般無奈，只得帶領15艘最為堅固的艦船，載著三千多人向中國的上海駛去。白俄難民船隊開到距上海100海里時，突然遭到強臺風襲擊，“德德莫夫中尉”號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
斯塔爾克決定實施小股登陸，但都被中國官兵發(fā)現(xiàn)并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難民中有朋友和親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親靠友。上海當局覺得這個理由不太好拒絕，于是，滬上軍政要人和中國紅十字會理事長莊得之、美國駐滬紅十字會會長白汕脫與俄國難民領袖斯塔爾克、上海俄僑通商事務局會辦格羅謝等，共同協(xié)商解決的方案。斯塔爾克說明艦船上的糧食所剩無幾，燃煤已到山窮水盡地步，懇請中國當局允許難民上岸脫離苦海。上海當局根據(jù)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籌款賑濟，并當場認捐二萬元，供給燃煤2000噸、面粉1500袋，但仍要求難民盡早離滬。斯塔爾克回到旗艦“貝加爾”號，傳達中國當局的處置方策，決定力爭使中國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兒士官生。幾經(jīng)交涉，中國政府終于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滬有親戚朋友的一千二百多人在上海登陸，其余的人隨斯塔爾克分乘12艘較好的艦船前往馬尼拉。
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難民180人又到達上海。他們在朝鮮元山將乘用的俄艦賣掉，然后到日本轉乘“長崎丸”抵滬。
俄國猶太人在上海
格列博夫素以性格倔強著稱，他拒不降下俄羅斯帝國的三色國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為達到離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設法混上岸去。真有一百余人偷登成功，他們拿出銀兩買通上海租界當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養(yǎng)病為名，讓哥薩克官兵24人一組，輪流上岸休養(yǎng)。格列博夫發(fā)現(xiàn)吳淞口浦東沿江有兩處房子，被稱作驗疫所閑置未用，就與江蘇特派交涉員許秋帆聯(lián)系，將兩所房子借給白俄難民輪流居住。
歷史
時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難民進入了上海。其中西伯利亞和哈巴羅夫斯克兩所士官武備學校的700名孤兒士官生，經(jīng)一年多學習，已有530人前往塞爾維亞深造，后來成為南斯拉夫王國軍隊的軍官，其中170人自愿留在上海。上海當局剛松了一口氣，不料又有大批白俄難民自哈爾濱南下，這些難民大多一貧如洗，淪入社會底層。
正當白俄難民苦不堪言時，中國轟轟烈烈的第一次革命戰(zhàn)爭給他們提供了在上海站穩(wěn)腳跟的機會。
1925年2月，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工人在鄧中夏領導下舉行了大罷工。5月14日，日本資本家竟開槍打死工人顧正紅。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5月30日上海舉行大規(guī)模罷工，發(fā)生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這時北伐軍已攻占漢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當局急得火燒眉毛。格列博夫敏銳地發(fā)現(xiàn)，面對中國人民的反帝浪潮，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兵力極其微弱。于是他大力宣傳他指揮的遠東哥薩克仍是一支很有戰(zhàn)斗力的部隊，可供列強保衛(wèi)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還帶領上海租界頭目實地察看，列強大員也大吃一驚，這些剽悍的哥薩克到上海三年有余，但尚武之風依然未減，天天進行軍事訓練。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備學校的學員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練。
白俄國徽
在隨后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中，“白俄義勇隊”又追隨帝國主義勢力，幫助蔣介石搜捕和屠殺工人及革命者。為獎賞白俄在上海萬國商團的“卓著表現(xiàn)”，蔣介石政府和租界當局準許他們成為上海的合法市民；還把沒收的俄國三色國旗作為一種榮譽交還他們，作為萬國商團俄國聯(lián)隊的隊旗。格列博夫也成為上海俄僑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從此白俄難民在上海站穩(wěn)了腳跟。1929年，中國和蘇聯(lián)在東北邊境發(fā)生武裝沖突，在哈爾濱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進入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僑總數(shù)為1.5萬到2萬人。1934年，法租界有俄僑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僑3017人）。使上海成為除哈爾濱以外一個重要的俄國人聚居地，同時也構成了上海人數(shù)最多的白種人群體。
現(xiàn)狀
雖然上海租界是一個相對自由與安全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生存條件還是與白俄難民最初的設想相差甚遠。首先，由于蘇俄政府在1921年廢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們全都是無國籍者，他們中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旅行證件，只有國際聯(lián)盟簽發(fā)的南森護照。與在華的其他外國人不同，他們不享有中外條約賦予的治外法權的特權。而且，由于他們不具備在上海這個國際城市謀生的最基本的技能——掌握英語，無法在外資企業(yè)中得到像樣的職位；由于不通漢語，又不善于從事體力勞動，也無法同中國苦力競爭。有許多俄國難民就依靠妻子或女兒當舞女來維持全家的生計。1935年，國際聯(lián)盟還發(fā)現(xiàn)在上海，16歲到45歲之間的俄國婦女中，有22%從事賣淫業(yè)。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則從事犯罪活動。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計有多達85%的上海外國罪犯都是俄國人。
正是因為俄國婦女投身于娛樂業(yè)、舞蹈等，當時的城市指南中經(jīng)常強調上海這座城市的異國情調。許多人尋求成為其他外僑的妻子或情婦，詹姆斯·艾佛瑞（James Ivory）導演的電影《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 ，2005年）就描繪了這種處境。
但是還是有一些白俄終于找到了正當職業(yè)，例如教授音樂或法語。其它人找到了鞋匠、售貨員或理發(fā)師的工作。雖然地位較低，經(jīng)歷了許多困難，上海的俄國社區(qū)不僅維持了強大的凝聚力，而且確實開始在經(jīng)濟上和文化上走向繁榮。到1930年代中葉，他們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2所俄國學校，以及各種各樣的文化和體育俱樂部。上海還擁有《上海柴拉報》（1936年發(fā)行量達6000份，在外文報紙中僅次于《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和《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與《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 Time'）并列第三）、《斯羅沃報》（1936年發(fā)行量達5000份）等俄語報紙和俄語廣播電臺。當然，俄國東正教也構成上海俄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1930年代，他們在法租界還修建了2座美麗的東正教堂：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建筑物都保留至今。前者還是東正教上海教區(qū)的主教座堂，位于亨利路（新樂路）和勞而東路（襄陽北路）路口西南轉角，緊鄰今日的襄陽公園。后者位于高乃依路（皋蘭路），當今是一個飯店。
白俄文化
白俄建筑
近兩萬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們的文學藝術才能得到了超常發(fā)揮，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俄羅斯東方文化。白俄在上海，最叫得響的是話劇演出，俄國著名表演藝術家普里貝特科娃·克拉林，曾聯(lián)合一批白俄藝術家在上海組建了“上海俄國話劇團”，在“巴黎大戲院”演出輕音樂喜劇、滑稽短劇，在“法國公學”演出嚴肅戲劇。普里貝特科娃·克拉林作為著名導演，還親自上臺領銜主演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和《聰明誤》、《伊凡雷帝》、《白癡》等俄國古今名劇，使中國觀眾大開眼界。普里貝特科娃懷著極大的熱情關心中國的話劇事業(yè)，她親自輔導上海業(yè)余劇人演出俄羅斯名劇《大雷雨》。她還導演過中國戲劇家曹禺的《雷雨》，并主演女主角周繁漪，對中國話劇的發(fā)展起了作用。
俄音樂家對上海的音樂發(fā)展也有卓越貢獻。“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樂隊”的多半成員，都是極有音樂造詣的白俄音樂家，他們每周在上海蘭心大戲院舉辦室內音樂會，夏天則在工部局公園里進行露天演出，演奏的都是歐洲著名音樂作品。由于白俄音樂家聲譽很高，國立上海音樂?？茖W校聘請扎哈羅夫擔任鋼琴系主任，聘請?zhí)K什林等擔任教授。上海俄僑還組織了著名音樂團體“捷列克哥薩克合唱團”、“利德欽男聲合唱隊”、“東正教堂合唱隊”等，都很有影響。俄國芭蕾舞在國際上素具盛名，著名芭蕾舞女演員克·彼·馬克佐娃1923年來到上海定居，應邀開辦芭蕾舞學校，培養(yǎng)了一批中國和白俄芭蕾舞演員。她又聯(lián)合塔坡·斯韋特拉諾娃另開設了一所芭蕾舞學校，還聯(lián)合一些俄國芭蕾舞藝術家組成“俄國歌舞團”，在蘭心大戲院演出，對中國芭蕾舞的發(fā)展有一定影響。在上海，還產(chǎn)生了一批白俄作家，他們反映白俄的逃亡和流浪生涯。其中較著名的是俄僑詩人、社會活動家斯韋特洛夫，他出任俄僑文藝團體“上海丘拉耶夫卡”的會長，出版過幾個詩集，曾翻譯過魯迅的小說、老舍的《柳家大院》、艾青的《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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